一是创新信贷市场的风险缓释机制。

例如，20世纪60年代初期，货币发行过多，物资紧缺，以黑市价格为标志的物价涨幅很大，引发人民群众的不满。当金融业进行炒作股票、炒作楼盘、炒作农副产品、相互拆借自我循环等脱离实体经济情况时，政府立即出台金融政策，制止、纠正、引导金融业回归本源，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为发展经济服务。

新中国成立初期，金融政策首先是治理恶性通货膨胀的利刃。改革开放后，我国金融市场逐渐得到恢复与发展，金融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强，但也出现脱实向虚的倾向。为了保持货币供给量与货币需求量基本平衡，政府采取必须以人民币现金纳税、增加国营商业贸易销售、发行公债等手段，有效回笼货币。一是部分金融机构违规经营、经营不善，被挤兑、倒闭，产生局部金融风险。党的十九大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三大攻坚战役之一。

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政府不得不下气力解决三角债问题，疏通资金运行渠道。中国人民银行诞生后，政府将能够掌握的物资作为发行人民币、稳定物价的准备。科技企业的创新活动专业性强、可比照性弱，金融机构普遍缺少衡量科技企业价值的锚点。

三是提供多元化接力式金融服务。金融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的关键一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

以科创板的设立为例，无论是市场纪律的建设，还是交易制度的完善，都需要相配套的法制体系来支持。可以说，风险和不确定性使得金融与科技创新产生了天然的联系，也为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提供了完美理由。

资本价值取决于未来预期而不是过去业绩。回顾历史可以发现，每一次重大产业革命的发生，不仅源于重大科学技术的突破，也离不开与技术发展相适应的金融体系的有效支持。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强调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现代金融理论则强调，现在的经济不过是未来的资本化。

创新融资是一项风险极高的市场活动，正因如此，要坚定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破除隐性担保、兜底幻觉和所有制歧视，完善金融在风险定价和风险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三是增强科技金融服务整体合力。在传统金融的思维里，资本价值取决于过去业绩，即现在是历史累积的结果。作为现代经济的血脉，金融在实现资源配置方面功能突出。

举例来说，商业银行资金体量大，但其对稳健经营的追求与科技创新的高风险特征相矛盾。商业银行、资本市场、创投基金等在支持科技创新方面各有所长，但亦各有短板。

注重发挥社保基金、保险资金、年金基金等长期资金优势，拓宽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资金来源。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

与成熟资本市场相比，我国现行的转板机制不够流畅，科技企业通过升板进入更高市场融资的需求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科技金融的发展只有在法治化的轨道上运行才能行稳致远。国际经验表明，商业银行与创投机构的业务联动，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科技信贷活动的风险。二是畅通资本市场的流通机制。不同发展阶段的科技企业，其融资需求各有不同。从国际经验看，不同国家的科技金融发展路径不尽相同。

更要坚持以我为主，把党的领导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优势转化为科技金融创新突破的发展势能。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

因此，在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机制安排上，要着力平滑前期的投资不足与后期的投资过度，避免出现过量的投资潮涌、一窝蜂式的投资热潮。树立现代金融思维，就是突破传统金融的思维惯性，从未来看现在，基于对科技创新未来价值的预期，来认识和推动科技金融活动。

金融功能的发挥是在波动中实现的，强化科技创新的金融风险防范，并不意味着对风险零容忍。对于政府引导基金的考核，宜采用长周期算总账的考核办法，在关注经济绩效的同时，更要侧重政策绩效，让引导基金回归初心本源。

在价格发现方面，金融可以通过促进交易来显示科技成果的市场价值。二是建立健全风险分担机制。科技创新转化成生产力的J曲线效应，使得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往往呈现过犹不及现象，即在期初低估阶段是资金供给不及，出现研发投入不足，而在期末高估阶段则是资金供给过剩，产生泡沫。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

对此，可借鉴相关国家的经验做法，推动建立中央与地方风险共担、担保与保险有机结合的信用保证体系，设立科技金融风险补偿资金池，完善和发展再担保体系，有效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的增信、分险和引领功能，着力解决市场的风险规避问题。而对金融体系而言，其最基本、最重要的功能是风险识别、风险定价与风险配置。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首要的是服务好科技创新。（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 进入 张晓晶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科技金融 。

对科技金融来说，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既要做到博采众长，广泛吸收各国发展科技金融的成功经验。金融强国的提出，不仅强化了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也对金融保障国家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政策导向下，部分引导基金要求不能出现亏损，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政府引导基金的投资决策比社会资本更为保守，为规避损失而出现的资金沉淀现象普遍存在，这些做法和现象严重背离了引导基金设立的初衷。对科技创新而言，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应对创新所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如何跨越死亡之谷。而在信贷资金的回收环节，商业银行也可将科技企业后期所募集获得的风险资本，即企业融资性现金流，而非企业经营性现金流作为主要还款来源建立健全政府主导的小微信贷担保体系，完善普惠金融风险补偿机制。

然而，我国仍然存在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较多、国内大循环不够通畅、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不确定性上升等问题，民间投资、进出口贸易增速处于历史低位，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动力偏弱。加快形成商业可持续、成本可负担、风险可管控的普惠金融发展模式，建立健全敢贷、愿贷、能贷、会贷长效机制。

充分发挥21个自贸区先行先试的积极作用，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对外开放。整合政府部门的数据，加速科技型企业信息库建设，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支持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提升科技金融质效。

 2023年我国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努力减轻疫情的疤痕效益，国民经济稳步恢复，能够实现5%的预期增长目标。如何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增加金融发展新动力，提高我国金融优化配置国内外资源的能力，我认为关键是推动制度型开放，建设金融强国。